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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与启示

来源:   作者:郑春荣   点击量:4113   时间:2015-09-10

制造业在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近20年来几乎保持恒定,1994年为23%,而2014年为22.3%。和欧盟平均水平以及欧盟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制造业的强势则更为突出:2014年,欧盟国家制造业平均占比为15.3%,法国为11.4%、英国则更低,仅为9.4%。

鉴于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的欧债危机中表现良好,甚至于在欧盟内“一枝独秀”,西方各国纷纷探寻“德国模式”的成功秘诀,并想要效仿促其成功的实体经济元素。例如,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顾问及奥巴马政府汽车产业首席顾问的史蒂文·拉特纳曾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文章的标题就是“德国成功的奥秘——欧洲的制造业强国能给美国什么经验”。

在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之后,欧美等国家都在重拾再工业化战略。欧盟委员会也在2012年秋季确定了要把欧盟内的工业比例从目前的近16%,到2020年重新提高到20%的目标。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再满足于吸引德国制造业的外移,也在积极谋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德国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吹响了工业4.0的号角,通过进一步升级制造业,来捍卫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

德国制造业的强势从何而来?它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哪些,与创新有着怎样的关联?本文尝试揭开这个谜团,并在此基础上,简述我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可以向德国借鉴的若干总体思路。

德国制造业的发展与转型升级

德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但它后发先至,始终将工业制造保持在较高水平,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走过改弦更张的弯路,而是坚守“德国制造”的立国之本。

早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业化就开始崭露头角。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影响扩展到欧洲大陆,并相继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展开。然而,晚至19世纪30、40年代,工业化才开始在今天的德国逐步推进。由于当时德国尚未统一,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较慢、工业化水平偏低。直到俾斯麦在1871年统一德国,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德国工业化突飞猛进。其中的代表就是德国西部的鲁尔区,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最重要的工业中心。

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化得以迅猛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德国很好地利用了19世纪70年代起发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充分发挥了自身作为后起之秀的优势,站在英法等先驱工业国家的肩膀上,一举完成了对它们的超越。具体而言,和英法等掌握了成熟技术并借此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相比,落后的德国展现出了更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通过对英法制造业的学习和改造,德国成功研制出了比英法同类型产品更先进的产品,使得德国在与其他工业国家的竞争中占得先机。1906年,德国工业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了16%,这一水平甚至超过了英国。在经济总量上,德国1913年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德国也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尤其是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等领域,德国更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二战后,德国战时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制造业迅速转向民用。与此同时,战后的德国百废待兴,重建需求极大,这在客观上为其战后建筑业和非军事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机会。通过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德国经济和制造业迅速恢复。在20世纪50年代的十年间,德国经济平均增速达到8%以上,尤其是制造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其后的十年间,从三大产业占比来看,德国第二产业从1960年的53.5%稳步发展到了1970年的57.6%。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德国经济出现了结构调整,迈向了“第三产业化”。一方面,西方世界从工业社会到服务业社会、以及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到知识密集型工业的结构变迁也对德国产生了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尤其是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领域日益承受竞争压力,中东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成本低且灵活性高,比德国等西方工业国家更具竞争力,这也迫使德国本土专注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也就是研发在营业额中占比高的领域,如机动车及其部件、医疗、测试和控制技术产品的制造等,以此确保制造业依然是德国出口以及德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虽然在“第三产业化”过程中,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家一样,也经历了制造业的衰败,例如制造业在总价值创造中的比例从1970年的36.5%,下降到了90年代初的23%左右,但在这之后,德国政府采取了旨在提振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刹住了制造业占比急速下行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德国第三产业的崛起正是在制造业的带动下发生的。这是因为,和美国以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相比,德国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德国公司会在出售制造业产品和设备的同时,提供与之相配套的技术培训、技术解决方案和售后服务等。由此一来,德国公司出售的不只是第二产业生产的产品,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也被“捆绑”销售出去了。

尽管近20年来德国制造业占比基本保持稳定,但如前所述,鉴于受到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以及新兴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双向挤压,德国再次未雨绸缪,通过提出工业4.0战略,来实现德国工业区位的升级,确保德国制造业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德国工业4.0概念问世于2011年4月在德国举办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成型于2013年4月德国工业4.0工作组发表的名为《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的报告,进而于2013年12月19日由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细化为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目前,工业4.0已经上升为德国的国家战略,是德国面向2020年高科技战略行动计划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德国工业4.0是以信息物理系统为基础的智能化生产,其主要特征就是综合利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的“物理系统”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日益完备的“信息系统”,通过两者之间的融合,实现智能化生产。由此可见,德国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制造业优势为工业4.0战略的实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德国制造业保持强势的原因

从德国制造业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后发赶超过程以及在受到“第三产业化”冲击中保持相对强势,都和德国制造业的创新有着紧密的关系,而这种创新的源泉与基础则是基于“德国模式”的构成要素,具体体现在德国的科研创新体系、劳动力培训体系、劳资关系和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

多元主体分工协作的科研创新体系。德国制造业的持续繁荣离不开德国强大的科研创新体系的支撑。同时,德国制造业在实践和发展过程中实现的技术创新又反过来构成了德国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在科技高度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不断推进,尤其是机器人技术、先进材料和复杂软件系统等高科技和传统制造业日益融合的今天,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方面,制造业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是科研创新的一个重要源泉。有研究表明,和非制造业企业相比,制造业企业有更大的机会创造出新产品和新工艺。在德国,研发支出中有约86.7%(2011年)发生在制造业,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强度为9.7%,而其他行业仅为0.4%;另据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2011年测算得出的结果,德国制造业企业平均将其营业额的约4%投入创新活动,而在所有经济领域这个比例仅为1.3%,而且,从欧洲范围来看,德国制造业中积极创新的企业的占比也名列前茅。

本文以下重点论述德国以公私伙伴关系为特征的科研创新体系。在德国,大学、公共研究机构、联邦和州政府以及企业研究机构和基金会等各类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共同构成了德国的多元主体分工协作的科研创新体系。

首先,德国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对于制造业有着重要意义:第一,作为纯科学知识的主要源泉,基础研究不仅为应用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通过拓展研究范围为制造业挖掘新的潜在应用领域;第二,基础研究机构获得政府扶持,并且通过其研究结果为德国政府制定相应的工业技术政策提供依据。在德国,有一系列的科研机构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它们包括: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网络、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兹科学联合会和马普学会等。

其次,德国的应用科学创新体系具有鲜明的特色,也是其制造业成功的关键。弗劳恩霍夫协会是德国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应用研究机构。它在德国境内有多达67家研究所,雇员人数超过23000人,在海外也设有研究中心。每一个独立研究所都有与工业和制造领域相对应的应用研究专长。弗劳恩霍夫协会多达七成的收入是通过为工业界和社会机构进行应用研究获得的;德国联邦和州政府则为弗劳恩霍夫协会提供了剩余30%的资金支持。相关研究表明,凭借和企业的深度融合,弗劳恩霍夫协会一直是推进德国企业层面研发的骨干力量。

除了为个别企业提供服务外,弗劳恩霍夫协会还通过分布在全德各地的研究所推进地区性工业和技术集群的产生。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的各个研究所的特长和所在地区的工业基础相适应,这样可以很好地补充其他研究机构和大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这些网络一起构成了地区性创新体系,但合作不仅仅局限在地区内。弗劳恩霍夫协会的网络同样支持远程合作,比如在当地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无法满足企业的特殊要求时,其他地区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会提供技术支持。

最后,支撑德国制造业创新的各种机构,包括研究中心、大学、企业和研究共同体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大力支持。首先,通过联邦经济和能源部的中小企业创新核心计划,德国联邦政府为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直接提供资金支持。凡是员工数少于250人的公司都可以向政府申请研发补助,以支持企业自行实施或委托其他机构进行的研发项目。同样地,为引进和实施新技术或新工艺而进行的咨询服务也可以申请政府补贴。其次,德国各州政府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鼓励创新。州一级的财政补贴主要支持大学、大学外其他研究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此外,州政府也有专门的扶持项目支持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劳动力培训体系。人才是创新的主体。随着德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资本集中、高度复杂的制造业体系越来越依赖理论扎实、技术过硬而且富有创造力的技术工人。德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设计精妙,长于培养适应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制造业技术工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它被誉为“德国制造”的基石、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中,职业学校的学生同时也是企业中的学徒,企业培训和职业学校学习交替进行,而且以企业培训为主导。在德国,截至2012年底,德国约有143万名学徒在330个培训职业中接受培训。而且,一个年级中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人数占该年级总人数的一半以上(55.7%),而德国人就读大学的比例仅为20%。这充分表明德国年轻人在就读高校和接受职业教育的选择上,明显倾向于后者。德国从事培训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率(即培训企业率)接近22%,这个比率在500人(含)以上的企业达到了近90%,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及资金的局限或是由于其工作内容过于专业,其培训企业率仅为14%,不过,跨企业培训中心的存在弥补了中小企业培训条件的不足。

此外,“双元制”职业教育充分发挥经济界自治组织的作用,将商会纳入到职业教育的全过程之中,包括培训标准的制订、培训过程的实施以及职业能力的考核等。这样一种职业学校、企业、商会和政府机构等各类行为体的分工协作,不仅能培养企业实际需要的技能技术型人才,而且能敏锐地对工业和职业变化做出调适。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重企业实践和校企合作的理念也在向高等教育层面渗透。一方面,在研究导向型综合性大学以外,德国还存在着大量以企业实践为导向的应用科学大学。另一方面,近年来,“双元制”职业教育也在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例如,在巴登—符腾堡州,原先的职业学院已经从2009年起转制为“双元制”大学。

稳定的劳资关系和公司治理结构。德国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这得益于以合作主义为特征的劳资关系。一方面,鉴于在德国,工资由工会和雇主联合会通过劳资谈判确定,而工会力量相对比较强,这使得雇主无法通过压低工资来获得竞争优势,而只能通过提高员工的技能和增加创新与研发投入来确保自身的竞争地位,这同时也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另一方面,在遇到危机时,德国工会又表现出合作的态度,推迟工资增长计划或接受适度的工资增长,由此减轻企业的压力,避免了大规模裁员,使得在危机过后的经济恢复过程中,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保有充足的、有经验的技术工人。

在公司治理方面,德国公司奉行稳健的治理模式,具体而言,银行在公司融资和监事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可以防止公司参与过于有风险的投资项目,保证贷款偿还的安全性,促使公司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在共决体制中,雇员代表参与公司的决策过程,维护和保障了雇员的利益;最后,德国的公司管理中以生产和技术为导向,而不是仅仅以公司短期的收益为标准,很少参加投机和并购活动。除了在公司中掌握大量股份的大股东之外,银行和雇员代表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角色,他们与高层经理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大联盟”来决定公司治理的相关政策,兼顾到了各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权益,股东价值并不是大多数大型公司追求最多的价值。总体上,德国公司治理模式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导向型。和美国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相比,德国企业往往更重视自身产品的质量,愿意投入资金研发新技术并且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愿意投资于员工的技能培训和创新能力,而非一味关心公司股价,这种理念造就了值得信赖的德国制造业企业,也正是强劲的制造业帮助德国率先走出了金融与经济危机。

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德国历来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每4个工作岗位就有一个依赖于出口业,而德国的出口中,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制造业扮演着重要角色。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德国制造业在德国经济部门的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了近四分之三。与此同时,德国制造业的出口率一直处在较高水平,2013年达到47.7%。正是因为德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这需要德国保有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实体经济,而前述的“德国模式”构成要素正是这种国际竞争力的保证。

但是,也必须看到,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例如,2009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德国出口急剧下滑,这是导致当年德国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到了2010年,德国的出口又迅速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究其原因,这和德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有很大关系,相关数据表明,以汽车、机械、化工和电气为代表的四大支柱产业占德国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在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时,各国企业减少投资,包括对生产资料(如机械设备)的采购,消费者也减少大宗商品(例如汽车)的购买,使得德国的出口受到冲击。但是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各种经济刺激计划,具体措施包括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通过减税和转移支付来鼓励消费,前者增加了对德国机械设备的需求,而后者使得德国的汽车生产企业重新获得了大量订单。

德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日前,我国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旨在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德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经验可以提供给我国若干启示。归纳起来,德国制造业之所以能长盛不衰,与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的协同作用有着紧密关系:

社会协同。德国社会各界对于制造业对德国出口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有着普遍共识,加之,德国制造业在出口中的高占比,使得各类行为体有着强烈的意愿和动机协同合作,保持德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倒逼机制。德国的劳资体系确保了企业无法通过压低工资来获得竞争力,而是必须投资于员工的技能培训及研发创新活动,这为德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建立了持久的倒逼机制。

创新驱动。德国制造业企业、包括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行为体,同时,也得到了德国多元主体分工协作的科研创新体系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制造业的创新往往不是“毁灭性的”创新,而是递进式的创新,每一次创新都立足于德国已取得的制造业强势。

人才保障。德国制造业有着强有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支撑,其中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职业教育体系中,除了政府作为主持人发挥搭建各类行为体沟通平台的作用,经济界自治组织以及校企合作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以上四个方面的要素如今也在德国工业4.0战略的推进中发挥着支撑和促进作用。有鉴于此,我国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也应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设计,以实现官产学研等各类行为体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

        目前,中德正在开展创新合作。2014年10月,国家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德国期间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发表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双方决定建立中德创新伙伴关系,在经济方面重点开展工业、金融、研发、城镇化和交通体系、农业和食品等多个领域的创新合作,其中工业4.0是未来中德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推出既是对德国工业4.0战略的回应,也为中德制造业的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也必须看到,我国制造业的基础与德国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国有些领域和企业还需要补工业2.0和3.0的课,有些则需要赶超工业4.0,面对这一“多重速度”的挑战,我们也依然能从德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获得某种启示,因为德国工业4.0也并未抛弃工业2.0和3.0,而是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不仅应该、而且可以走工业2.0、3.0和4.0相互融合、同步发展的道路。